我撕掉了那份因为没有复印机,被我纯手动打出来的讲义,终于一心一意的,投入到几个月后的回国事宜当中。

    事实证明我在最开始把回国这件事想的过于简单,以至于当真正开始着手时我才发现,挡在回家二字前的不仅是我要如何在诺顿那里申请下来长达一个月的假期,还有更加繁琐的,更加令人无措的问题。

    那就是没有机票。

    这年头跨国飞机的价格绝非一个小狱警所能出得起,所以最经济实惠也最现实的方式仍然是坐船。我不确定自己是否晕船,但显然这相当于我的假期要以翻倍的姿态往上增加,因为坐船意味着我的路线将变成从美国西海岸坐船到广州或香港,再用我能用到的任意一种方式北上,回来的路线也与此相同。

    而且在这条去北京的路上我还必须要不停的祈祷,祈祷自己这幅金发碧眼的模样不会在到达会场前被赶出去——这就是没有记者证的结果,在这个防火防盗防记者,手持一部相机天下都可去得的时代,那张小小的证件确实能带来无限便利。

    我用将近半个月的狗腿子行为换来了哈德利的帮助,他终于答应帮忙给诺顿递上一些“请假材料”。所幸狱警的工资不低,而我灵魂中遗留的攒钱习惯和甘于住在老房子,因此不用偿还房贷的行为给这具身体攒下了相当可观的一笔资产。最终那些请假材料花了整整三千美金,其中两千给诺顿,另外一千平分成两半,一半交给哈德利“帮忙打印资料”,另一半则是这段时间要替我班的同僚的额外加薪。

    相较于这份请假材料的高昂价格,船票的钱实在是可以说不值一提了。解决完开头部分的我还没来得及送上一口气,就意识到了另一件令人头疼的事。

    ——我把自己在图书馆里借的书,忘在了安迪的牢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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