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别在于,北欧是主动的调控,由国家层面制定政策宏观调控,日法模式是将调控的权利交给更大的市场,通过全球市场进行进行引导、配置。

    客观的讲,没有好的制度,只有适合与不适合的制度。

    三种模式,也从侧面反映出国家的国情区别。

    英美作为二战的赢家,国内的资本家大发战争财,吃的盆满钵满,当然愿意一切都交给市场,人家也玩得通。

    以西德为代表的北欧国家,作为战败国,在被同盟肢解惩罚之后,只剩下个烂摊子,完全交给市场玩不转,只能国家撸胳膊挽袖,进行宏观调控,产业政策倾斜。

    咱们隔海相望的老邻居,情况就那样,没有自主选择的余地,经济军事政治各方面都要抱大腿,说是靠全球市场的导向配置,倒不如说是要看美帝的脸色。

    最尴尬的要数高卢雄鸡,作为胜利一方,却被人家打到老巢,老家几乎被端掉,底子自然没有英美那样丰厚。

    幸运的是,欧洲是欧洲人的欧洲,为了防止美帝过来抢地盘,左邻右舍对这位名不副实的老邻居,尽心尽力的拉扯。

    再反观此时的国内,资本不能说是没有,只能说聊胜于无。

    为了在将来的市场经济中不被外国资本吃的骨头渣都不剩,宏观调控和产业扶持是必要的。

    经济模式的选择,也代表各国人民价值观的区别。

    对以国家主导的干预和宏观调控上,选择三种经济模式的国家分成两派。

    带头大哥英美说,执行干预和调控的机构是必要的恶,以德国为代表的北欧认为是一切人类文明和道德的结晶。

    日法说,谁是大哥谁说得对。

    古代先贤告诉我们,此乃天下之公器。

    握在好人手里是善良的东西,握在坏人手里就是邪恶的东西。

    这种观点虽然有点墙头草的嫌疑,但无疑最客观。

    放在经济模式的选择上,也更为合适。